今辽宁、河北、山东沿海一带，原来都是夷族分布之区域。《禹贡》说：冀州“鸟夷皮服”（今本“鸟”误作“岛”，从《史记·夏本纪》、《汉书·地理志》及孔颖达正义改正），青州“莱夷作牧”，徐州“淮夷0641-01珠暨鱼”，扬州“鸟夷卉服”。鸟夷当是因其以鸟类为图腾而得名的。莱夷和淮夷都是因地而得名。其实淮夷也是鸟夷的一种，居于淮水流域，“淮”字从“水”从“隹”，“隹”即鸟类。淮夷嬴姓，见于《世本》（《路史·国名纪乙》少昊后嬴姓国“淮夷”条引），亦称熊盈族。嬴姓的郯（今山东郯城北），相传为少昊氏之后，“以鸟名官”（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）。熊盈族中的蒲姑氏（今山东博兴东南）是鸟名，在蒲姑氏以前，居住同一地点的爽鸠氏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）也是鸟名。相传为太昊之后、“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”的，有风姓之族（如任、宿、须句、颛臾等国）。风姓即是凤姓。甲骨卜辞假“凤”为“风”，古文献中“大凤”或作“大风”（如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：“缴大风于青邱之泽”）。秦和赵，都是嬴姓，原来也是东夷。嬴姓的祖先，相传是大业，也是“玄鸟陨卵，女修吞之”而生，大业之子大费，即伯益（一作伯翳），职司“调驯鸟兽”，他的儿子大廉，又是鸟俗氏，大廉的玄孙孟戏、中衍又是鸟身人言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）。看来古代东夷，多数是鸟夷的分支。
所有这些东夷，都是以游牧、狩猎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的。《禹贡》说：“莱夷作牧”，伪《孔传》解释为“可以放牧”。有人把“作牧”解释为农作和放牧，是错误的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引作“莱夷为牧”，可知“作”并不指“农作”。《禹贡》所说扬州“鸟夷卉服”，郑玄解释说：“此州下湿故衣草服”（孔颖达正义引）。《禹贡》所说冀州“鸟夷皮服”，解释者都认为东北寒冷故衣皮服。其实，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农业、纺织手工业不发达，经济生活以游牧、狩猎为主的缘故。原是东夷的秦和赵二族，本来也以游牧、渔猎为生，长久保持着善于畜牧的传统。赵氏的祖先造父“以善御幸于周缪（穆）王”，秦的祖先非子“好马及畜，善养息之”，“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”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）。《禹贡》说：“淮夷0641-01珠暨鱼。”师0625-03簋铭文又说：“正（征）淮尸（夷）……殴孚（俘）士女牛羊，孚吉金。”可知淮夷虽然已开采铜矿，使用铜器，经济生活也还以放牧牛羊、捕捉水产为主。
东夷从商代后期起就很强大。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载：“至于仲丁，蓝夷作寇，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。武乙衰政，东夷寝盛，遂分迁淮岱，渐居中土。……管蔡畔周，乃招诱夷狄，周公征之，遂定东夷。”鲁的国都曲阜（今属山东），曾是盘庚迁殷以前的国都奄，见于《古本竹书纪年》。但是到商代晚期，奄就为一支强大的东夷所居住，称为商奄或奄。齐的国都营丘（今山东淄博东临淄）一带，原为逢伯陵之地，但是到商代晚期，成为强大的东夷蒲姑所在地。晏婴说：“昔爽鸠氏始居此地（指齐），季荝因之，有逢伯陵因之，蒲姑氏因之，而后太公因之”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）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也说：齐地“少昊之世有爽鸠氏，虞夏时有季荝，汤时有逢公伯陵，殷末有薄姑氏”。说明商代晚期确是“东夷寝盛，遂分迁淮岱，渐居中土”，从今泰山以东，济水以南，直到淮水流域，全是东夷分布的区域。等到管叔、蔡叔联合武庚反叛，招诱夷狄，奄、蒲姑等东夷都参加了叛乱。《逸周书·作雒解》说周公“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”，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又说周公“伐奄三年讨其君，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，灭国者五十”，说明当时在今山东半岛，东夷的支族众多。
因为多数东夷是游牧、渔猎的部族，所在地区经济落后。故当吕尚刚受封时，齐国的生产条件很差，土壤质量不好，很多是盐碱地，大都未经垦辟，农作物稀少，人口也不多，而且周朝没有像分封姬姓诸侯那样分配给殷或方国的旧贵族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齐地……古有分土，亡分民。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，少五谷而人民寡，乃劝以女工之业，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。”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也说：“太公望封于营丘，地潟卤，人民寡，于是太公劝其女功，极技巧，通鱼盐，而人物归之。”《盐铁论·轻重》又说：“昔太公封于营丘，辟草莱而居焉，地薄人少，于是通利末之道，极女工（红）之巧。”因为这个地区农业生产落后，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，新建立的齐国，在“辟草莱而居”的同时，就因地制宜，着重发展鱼盐等海产和衣着方面的手工业。
我们家住在舰司大院，那时爷爷是舰司卫生部的一名小领导，军医出身，一步一步干上来的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可别小瞧舰司机关卫生部这个从不显山露水的部门，从部里到下面的医院，大多都是高职低配，副师、正师一大堆。
到春秋前期，齐国在发展海产和手工业的同时，农业生产有了发展，这就为齐桓公创立霸业确立了经济方面的基础。齐国和中原其他诸侯国一样，社会组织实行“国”（都）和“野”（鄙）对立的制度，庶人耕作的农田实行井田制。齐桓公初年，重用管仲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，对于“鄙”推行了一系列谋求发展生产的政策。管仲认为“相地而衰征，则民不移……山泽各致其时，则民不苟；陵、阜、陆、墐，井田畴均，则民不憾；无夺民时，则百姓富；牺牲不略，则牛羊遂”（《国语·齐语》）。从这些政策中可以看到，当时齐国实行平均分配井田及其他土地的制度，耕作者（民）分配有“份地”，养有自己的家畜，还可以按照时令进入山泽采集，同时政府对耕作者的“份地”要征税，又要征发劳役。所以管仲会提出上述一系列的主张，既要“相地而衰征”，分田平均，“无夺民时”，又要“山泽各致其时”，“牺牲不略”。管仲还主张士、农、工、商“四民者，勿使杂处”，“令夫农，群萃而州处，察其四时，权节其用，耒、耜、耞、芟，及寒，击菒除田，以待时耕；及耕，深耕而疾耰之，以待时雨；时雨既至，挟其枪、刈、耨、镈，以旦暮从事于田野”（《国语·齐语》）。说明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，虽然还没有水利灌溉，耕作必须等待“时雨”，但是，已经懂得掌握耕作时令的重要性，认识到“深耕而疾耰”的必要性。从这里可以看到，齐国“辟草莱”的开发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，在农业生产中已累积起了很多经验，摸索到生产上的一些基本规律。
在齐国取得开发工作进展的同时，周围的许多异姓诸侯同样对这方面作出了贡献。齐以东的姜姓的纪国，就是其中成绩显著的一个。前面已经讲到，当吕尚刚受封时，莱夷就在齐的国都营丘旁边，与齐争夺营丘。由于纪国的开拓和开发，营丘以东都成为纪的疆土，把莱夷推到了纪以东地区。纪的国都在今寿光南，西边有酅邑靠近齐的国都，南边有酅邑投入齐国作为附庸，纪国开始分裂。再次年，纪侯因为不愿屈服属齐，把政权交给纪季，接着又因齐师来伐而离去（以上根据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）。于是纪国被齐兼并，齐的东境便扩大了。齐国的强大，就是从兼并纪国开始的。
在莱之西有姜姓的纪国，西南有姜姓的州国，东南有妘姓的夷国，东北还有姜姓的0645-01国，靠渤海沿岸，使得莱夷四面处于包围之中。由于四周异姓诸侯向莱夷原有之地开发，莱夷占有的地方就越来越缩小。《国语·齐语》说齐桓公“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（韦昭注：东莱，齐东莱夷也），使关市几而不征，以为诸侯利，诸侯称广焉（韦昭注：施惠广也）”。这时莱夷已经不靠海，没有鱼盐的生产，要仰给于齐国，成为齐国推销其生产的鱼盐的主要地方了。
齐国在向东扩展的同时，又逐渐向西扩展。公元前六八六年齐、鲁两国联合包围郕国（今宁阳北），齐襄公接受了郕的投降，于是齐的西南境就越过泰山而到达鲁的国都曲阜的东北。后二年齐桓公又攻灭谭国（今章丘西）。公元前六八一年齐桓公又攻灭遂国（今肥城南）而加以防守。公元前六六四年齐桓公又迫使鄣（今东平东）投降，鄣在郕的西北，遂的西南。这样齐的西境有了很大扩展。公元前六六〇年齐桓公迫使阳国（今沂水以南）人民迁移而夺取其地（以上根据《左传》），又使齐的南境有很大扩展。
我们还必须指出，莱国人民在春秋时代也已对居住地区进行了开发，多数已经以农业生产为主，改变了过去以放牧为主的情况。当公元前五六七年齐攻灭莱国的时候，“迁莱于郳，高厚、崔杼定其田”（《左传·襄公六年》）。就是把莱的国都（今昌邑东南）中的“国人”迁到了郳，由齐大夫高厚、崔杼考察原来莱的田地，定出方案以备归属齐的国君和卿大夫。说明当时莱国已有许多垦熟的耕地。齐国在春秋前期向四方不断扩展，到攻灭莱国之后，就占有山东半岛北半部和中部地区，成为东方最大的诸侯国。齐这个大国的形成，就经济发展的形势来说，是西周到春秋前期山东半岛中部、北部许多异姓诸侯国（包括东夷族的莱国在内）的人民共同开发的结果。
当齐国向山东半岛中部、北部开拓的时候，鲁国正向山东半岛的南部、东部扩展。鲁国曾向西南的中原地区扩展，公元前七二一年攻取极国（今金乡南），后二年又伐取宋的郜（今城武东南）和防（今金乡西南），公元前六四三年一度越过宋国攻灭项国（今河南沈丘），公元前五六〇年攻取邿国（今济宁东南）。鲁国又曾向西北扩展，公元前六一七年伐邾取得须句（今东平西北，原为风姓之国，此时已为邾所兼并）。鲁国向西南和西北都不可能取得大的扩展，因为将遇到大国势力的阻挡；只有东方、东南方是它便于扩展的地区。公元前六〇五年鲁伐莒取向（今莒南的西北，原为姜姓之国，此时已被莒兼并）。公元前六〇〇年攻取根牟（今莒县西南，东夷族之国）。公元前五八五年又灭0648-01国（今郯城东北）。公元前五四一年伐莒取郓（今沂水东北），后三年又伐莒取鄫（今苍山西北，原为姒姓之国，此时已为莒所兼并）。公元前五三二年又伐莒取郠（今沂水附近）。不知何时，鲁又取得了原来鄅国（今临沂北，姜姓之国）之地。鲁之所以能扩展成为东方较大的诸侯国，就经济发展形势来说，是山东半岛东部、南部许多异姓诸侯国（包括东夷族的根牟国在内）的人民共同开发的结果。
春秋中期以后，山东半岛的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，特别是东部、南部地区。《左传·昭公十八年》记载：公元前五二四年“六月鄅人藉稻，邾人袭鄅……遂入之，尽俘以归。鄅子曰：‘余无归矣。’从帑于邾，邾庄公反鄅夫人，而舍其女。”次年“二月宋公伐邾，围鄅俘”。鄅的国都启阳，在今临沂北，在沂水中游。此时此地出现稻作，说明这一带沿河地区已能引水灌溉稻田。所谓“藉稻”，孔疏引服虔云：“藉，耕种于藉田也。”杜预注：“其君自出藉稻，盖履行之。”这两个解释都可信。就是鄅君征发人民到“籍田”上进行集体劳动，由鄅君亲自监督。说明当时鄅国正实行井田制，强迫所有人民在“籍田”上从事集体劳动，因为鄅国小民少，全部一起在一处“籍田”上集体劳动，邾国突然袭击，可以把鄅人“尽俘以归”，包括鄅君的妻室在内。
春秋中期以后鲁、邾等国的灌溉农业是有发展的。齐、鲁两国之间，曾争夺汾阳之田（汾水北岸的田地）。汾阳之田原是鲁国的，被齐夺取。公元前五八九年晋在鞌之战中取胜，迫使齐把汾阳之田归还鲁国。后六年晋又迫使鲁退还给齐国。公元前五〇〇年齐又归还郓（今郓城东）、讙（今宁阳西北）、龟阴（今泰安东）的田（《春秋·定公十年》，杜预注：“三邑，皆汶阳田也”）。同时，鲁又夺取邾的漷水两岸的田。公元前五五四年“取邾田自漷水归之于我”，就是夺取了邾的漷水西岸的田；公元前四九三年鲁的三桓伐邾，“取漷东田及沂西田”，就是取得了漷水东岸以及沂水西岸的田。齐、鲁等国这样着重夺取河流两岸的田，说明当时农田已很重视水利灌溉。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记载：“正东曰青州……其川淮泗，其浸沂沭……其谷稻麦。”沭水、沂水、泗水都在今山东南部，从春秋后期在沂水中游的鄅国已有稻作来看，同时沭水、泗水流域也该有稻作，所以《职方氏》说这一带“其谷稻麦”。
春秋末年鲁国南边的农业生产更有进展，有些人南下进入吴国境内种田。《左传·哀公八年》载：初武城（今费县西南）人或有因吴竟（境）田焉，拘鄫（今苍山西北）人之沤菅者，曰：何故使吾水滋（“滋”当读如“滓”）？”这是说，鲁国武城人有南下进入吴国境内种田的，把鄫国人在那里浸泡菅（一种禾本科植物）的人拘留了起来，因为这些浸泡菅的人把发黑的污水流放过来，使那里的水也都被污黑了。从这件事，可知当时鲁国南边的耕作者正南下进入吴国境内沿着河流进行开发。
西周、春秋时代各族人民在今山东地区开发的成就是很大的。到战国时代，齐威王进行改革，奖励使得“田野辟，人民给，官无留事”的即墨大夫，处罚使得“田野不辟，民贫苦”的阿大夫，以田野是否垦辟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主要标准。同时由于铁农具的推广使用，农业技术的提高，齐、鲁等国的农业生产又有进一步的发展。当齐国初建立时，“地潟卤”，“地薄”，都是不适宜农耕的盐碱地。到战国时代就不同了。齐国属于《禹贡》的青州，“厥土白坟，海滨广斥，厥田惟上下”。虽然海滨还多盐碱地，但内地土壤已是白坟，白坟就是含腐殖质较多且润湿膏肥的灰壤，因此青州之田是上等之中的下等。《经典释文》引马融说：“坟股票2倍杠杆，有膏肥也。”《周礼·地官·草人》“坟壤用麋”，郑玄注：“坟壤，润解。”孙星衍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说：“坟、肥声之转，故《汉书·地理志》壤坟，应劭读坟为肥，《太平御览》引《仓颉解诂》云：膹、膹。”青州有这样含腐殖质较多且润湿膏肥的灰壤，显然是长期耕作的结果。就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来看，齐国属于幽州的南部和青州的北部，幽州“其川河、泲（济），其浸葘（淄水）、时（时水即今乌河），其利鱼盐……其谷宜三种”。这三种谷即黍、稷、稻。青州“其川淮、泗，其浸沂、沭，其利蒲鱼……其谷宜稻麦”。到西汉初期司马迁作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又说：“齐带山海，膏壤千里，宜桑麻。”齐国从“地薄”一变为“膏壤”是不容易的，这是东方各族人民长期努力开发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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